南昌会战，是指继武汉会战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十七日 到五月九日，中国军队在江西南昌抵御日本侵略军的有限攻势的会战。 这次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首次大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吴城，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3个师团在短期内击败了罗卓英指挥的第九战区右翼30几个师，日军3月27日占领南昌，4月21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南昌，5月9日蒋介石下令终止反攻南昌，战争共持续54天。 南昌会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使全世界，特别是日本军事当局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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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背景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自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各参战部队虽受重大损失，但还具有再战力量。当时，正面战线第一线兵力已增至步、骑兵2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国民党内虽然已经出现局部分裂和动摇，丑闻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潜逃河内叛国投敌。先后随汪投敌的还有国民党要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呜等十余人。但从全局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己经形成，对团结中华全民族“共赴国难”正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人民和爱国人士在积极支援抗战，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官兵表现着较高的爱国热忱和实战精神，不少爱国将领督伤所部“为国效命”。与此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全民族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和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以击溃为根本方针”，“使蒋介石垮台”的压力下，不得不坚持着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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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方面日本政府早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1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案》、制定《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和根据此纲要而发布的《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中，已明确规定“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并规定由西苏尼特、包头、黄河、黄泛区、合肥、芜湖至杭州之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而将作战地区仅仅局限在华中的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狭小区域内，兵力配备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同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兵力损耗较大，日本大本营为适应侵华战争旷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有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同时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日本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日本政府在其国内迅速动员和组建新的兵团，逐次向中国增加兵力。
[4] 战前局势中方部署1938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出武汉后仍有近90个师的部队部署  南昌会战 于武汉周围。武汉以西、以北，是李宗仁所部第五战区6个集团军13个军3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部署在皖西、豫南、鄂南和鄂西北广大地域；武汉以南、以东，是薛岳所部第九战区8个集团军21个军52个步兵师，部署在赣西北、鄂南和湖南要域。此外，两战区内还有若干特种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以上部队对武汉构成包围态势。第九战区以东，则是顾祝同所部第三战区4个集团军22个步兵师和2个步兵旅，可与第九战区互为策应。其具体兵力部署如下：1、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罗总司令卓英指挥十二个师固守现阵地，积极拒止敌之渡河攻击并应保持重点于左翼；
2、湘鄂赣区游击队樊总指挥篙甫指挥第八军、第七三军四个师由武宁方面指向德安、瑞昌间攻击敌之右侧；
3、第三O集团军王陵基部两个师即向武宁东北地区集结并接替七十三军任务;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两师即向武宁西北地区集结并接替第八军任务，统限于3月15日前接替完毕。第一集团军卢汉部四个师即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之作战；
4、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及第三十一集团军周暑所指挥各部应不断向鄂南、湘北之敌袭击牵制敌兵力之转用；
5、孔荷宠游击队应确实破坏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庐山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应不断在敌后方活动破坏交通，袭击敌轴；
6、洞庭湖西北岸各部队对湖面间应严密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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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湖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对峙，各部队仍在进行补充整训。其部署为：罗卓英第19集团军在南昌北正面进行防御，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预备第9师在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并列展开；王陵基第30集团军第72军在武宁地区担任防御；樊崧甫所部（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第73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担任防御；汤恩伯第31集团军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军担任鄂南、湘北守备；卢汉第1集团军第58军、第60军、新编第3军及战区直辖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预备队。
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1厅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企图，提出了对应意见。3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并对指导要领及部署作原则指示，要求第19集团军固守现阵地，拒止敌渡河攻击；湘鄂赣边挺进军指挥第8、第73军由武宁指向德安、瑞昌，攻击敌之左侧背；第30、第27集团军向武宁附近集结，第1集团军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作战。薛岳于3月9日、10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开始实施。蒋于3月13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24日）”。但当中国军队尚在准备采取攻势之际，日军即开始进攻，于是第九战区就地转入防御。
[7] 日军计划持久对峙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兵力损耗较大，日本大本营为适应侵华战争旷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有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日本政府在其国内迅速动员和组建新的兵团，逐次向中国增加兵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6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发动新的攻势准备不足，为确保已占领线和掩护兵团往返整补，仅以三个师团使用于鄂西、鄂北，四个师团使用于赣北之永修、湘北之岳阳。与中国军队在都阳湖以西，修河南岸沿武宁、通城、九岭、新洋河、洞庭湖线，除小部队接触外，两军隔河对峙达五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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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号作战
日军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  南昌会战 ，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驻守武汉，在其序列的共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比其他各区、各军具有更多的机动兵力，是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实施打击的主要力量。根据日军大本营的规定，其作战区域一般保持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间地区及邻近要点。南昌是江西省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海军舰艇，对九江及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甚大，故日军要改善其在华中的态势，必然要进攻南昌，并占领之。 [8] 日“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作战中就企图攻占南昌，因第106师团沿南浔路向南攻击时在德安西北的万家岭遭到中国第九战区第1兵团的围歼，伤亡惨重，被迫停止前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江、安徽、江西经浙赣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解除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占领南昌机场以缩短其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决定一俟第11军各部经过休整补充后便首先实施南昌作战（代号为“仁号作战”）。 [9]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6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其中指示：“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第11军应从现在的对峙状态下，以急袭突破敌阵地，一举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线沿线之敌。同时要以一部从鄱阳湖方面前进，使之有利于主力作战”；“攻占南昌附近后，应即确保该地以南要线”。“华中派遣军”还和“中国方面舰队”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并命令在湖北的第16师团和在杭州的第22师团在南昌作战开始前，先在汉水方面和钱塘江方面采取若干行动，以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南昌作战时间定为3月上旬，开始攻击时间由第11军司令部确定。
2月9日，第11军又和航空兵团和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冈村宁次为了保证进攻成功，在准备期间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乘飞机侦察地形、守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及兵力配置、重武器的位置等，据此选定渡河（修水）点和进军路线、主要突击方向。为提高进攻的力度和速度，冈村宁次改变了以往将野战重炮兵和战车配属各师团分割使用的方法，在强渡修水时改由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同时改变了将战车分布在步兵战斗队形直前、掩护和引导步兵攻击的传统战术，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在第一线部队前方2天行程的距离上，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行远程迂回，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开路。炮兵由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长澄田崃四郎指挥，共有各种火炮300余门。战车由战车第5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指挥，坦克及装甲车共有135辆。
2月中旬，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配属炮兵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战车队在德安以北集结。下旬，第6师团开始向箬溪、武宁方面行动，井上支队开始打通鄱阳湖水路，第16师团、第9师团在湖北安陆汉水左岸和粤汉路北段开始佯动。第11军原定于 3月 10日“陆军纪念日”发动攻击，但自2月中旬起连续下了1个多月的雨，河水泛滥，道路难行，迟误了准备时间。直到3月9日，第11军才确定作战开始之日为3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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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战兵力中国部队指挥官：司令长官陈诚上将，代司令长官薛岳上将，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上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战队序列 将，参谋长罗为雄中将。（南昌会战的总指挥是罗卓英，由于赣北属于第九战区，第九战区的代理司令长官是薛岳，罗卓英以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的名义负总责）。 [8]投入军队：第32军军长宋肯堂中将 ，第139师师长李兆瑛少将 ，第141师师长唐永良少将， 第142师师长傅立平少将；第49军军长刘多荃中将，第105师师长王铁汉少将，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少将，第79军军长夏楚中中将 第76师师长王凌云少将 ，第98师师长王甲本中将 ，第118师师长王严少将 ，预五师师长曾戛初少将；第70军军长李觉中将， 第19师师长李觉中将（兼） 第107师师长段珩少将，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上将 ，参谋长宋相成中将第72军军长韩全朴中将， 新编第14师师长范南煊少将， 新编第15师师长邓国璋少将；第78军军长夏首勋中将 新编第13师师长刘若弼少将， 新编第16师师长吴守权少将。第10集团军总司令卢汉中将，高荫槐中将（代） 参谋长赵锦雯中将；第58军军长孙渡中将，新编第10师师长鲁道源少将，新编第11师师长梁德奎少将 ，新编十二师龚顺璧少将第60军军长安恩溥中将， 第182师安恩溥中将（兼） 第183师师长杨宏光，第184师师长张冲，第74军军长俞济时中将 ，第51师师长王耀武少将 ，第57师师长施中诚中将， 第58师师长冯圣法少将，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樊松甫，第8军军长李玉堂中将 ，第3师师长赵锡田少将 ，第179师师长丁炳权少将，第73军军长彭位仁中将， 第15师师长汪之斌少将， 第77师师长柳际明中将，第1游击纵队司令孔荷宠中将，第32集团军（属第三战区，参与南昌会战）总司令上官云相中将，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 ，第26师师长刘雨卿中将 ，第79师师长段朗如中将， 第102师师长柏辉章中将，第16师师长何平少将 ，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少将。（南昌会战共投入国民军共有四个集团军，第九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第三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
[2] 日军部队指挥官：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投入军队：第101师团伊东政喜、步兵第101旅团（步兵第101、第149联队）  畑俊六 、步兵第102旅团（步兵第103、第157联队）、骑兵第101大队、野炮兵第101联队、工兵第101联队、辎重兵第101联队、第106师团松浦淳六郎、步兵第111旅团（步兵第113、第147联队）、步兵第136旅团（步兵第123、第145联队）、骑兵第106联队、野炮兵第106联队、工兵第106联队、辎重兵第106联队、第6师团稻叶四郎、步兵第11旅团（步兵第13、第47联队）、步兵第36旅团（步兵第23、第45联队）、骑兵第6联队、野炮兵第6联队、工兵第6联队、辎重兵第6联队、第116师团清水喜重、步兵第119旅团（步兵第109、第120联队）、步兵第130旅团（步兵第132、第138联队）、骑兵第128大队、野炮兵第122联队、工兵第116联队、辎重兵第116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澄田崃四郎、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10厘米加农炮16门）、独立山炮兵第11联队（7.5厘米山炮12门）、攻城重炮兵第2大队（15厘米加农炮4门）、野炮兵第101联队（7.5厘米野炮34门，属第101师团，临时配属）、野炮兵第106联队（7.5厘米野炮32门，属第106师团，临时配属）（注：强渡修河时，第101、第106师团各联队之山炮、速射炮、步兵炮及迫击炮8个中队，均由澄田崃四郎统一指挥。）、战车集团石井广吉、第1战车群（战车第7联队，步兵、工兵各1个中队）、第2战车群（战车第5大队主力，步兵1个中队、工兵1个小队）、预备队（战车第5大队第2中队、独立轻战车第9中队、步兵3个中队、工兵1个分队）。（冈村宁次一共调用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一零一师团和一零六师团是南昌正面攻击的主力，第六师团单独攻击武宁，第十四混成旅团为占领军。在传统步兵兵力之外，冈村宁次别出心裁地集中使用了战车部队与炮兵部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攻击纵队。） [2]战争经过南浔沿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 月12日），日“华中派遣军”命令其直属的第116师团派出石原支队  准备战斗的国军 和村井支队（由第119旅团5个大队分编而成），在海军支援下，由湖北乘船出发，对鄱阳湖东岸进行搜索，保障水陆交通和主力部队左侧安全，至15日，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遂结束搜索行动，在各要点配备了必要兵力。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
3月18日，村井支队乘军舰从星子出发，在永修东北约30公里的吴城附近登陆，向中国守军进攻，遭到中国第32军等部的顽强抗击。同日，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分别占领进攻出发地域。此后，炮兵即开始进行试射和火力侦察。
3月20日16时30分，日军第11军命令炮兵第6旅团长指挥所有炮兵向修水南岸守军第49军、第79军阵地猛烈射击，进行总攻开始前的炮火急袭，长达3个多小时，其中杂有大量毒剂弹。守军阵地多处被毁，第76师师长王凌云以下官兵多人中毒。19时30分，第106师团由虬津开始强渡修水；20日晚，第101师团也由涂家埠以北开始渡河。修水宽约30米，因连日阴雨，河水上涨约3米，虽给日军渡河增加困难，但守军阵地多处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2个师团分别突破守军前沿，乘夜连续突击，到21日拂晓占领纵深2公里的滩头阵地，掩护其工兵架设浮桥。8时许，日战车集团通过浮桥，从第106师团正面向东山守军进攻，尔后沿南浔路西侧向南昌迂回。
3月22日21时30分，日先头战车群前出至奉新，占领南门外潦河大桥。战车集团的突然进攻，使守城部队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38门火炮即匆匆退走。
3月23日日军占领奉新。与此同时，第101师团一部沿南浔路正面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强渡修水后在涂家埠受到中国第32军顽强阻击，形成胶着。日军开始总攻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 3 月21日急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固守阵地。同日，蒋介石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第102师至南昌，加强南昌守备兵力，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另调第16师、第79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19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2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但因通信联络不畅及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23日，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特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
3月2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薛岳、罗卓英、顾祝同，指示：“1、罗集团主力应保持重点于湘赣公路方面，攻击敌右侧，向赣江方面压迫之，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也就是要第19集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西机动位置，避免被敌逼至赣江边于不利态势下决战。）2、“南昌正面以必要一部固守之，必要时可在抚、赣两江间逐次抵抗，掩护赣南……” 。该日日军在南昌以西击破由第三战区增援的第102师。
26日日军进至赣江左岸生米街附近，当日渡过赣江，从南面迂回南昌，并切断了浙赣铁路。第101师团主力也经万埠、璜溪，于26日进至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南昌突击。其第101旅团沿南浔铁路经乐化、蛟桥，于26日到达南昌西北赣江北岸。第19集团军发现日军迂回南昌后，急令第32军从南浔路上的涂家埠撤回南昌，会同第102师固守南昌。但第32军尚未全部撤回而日军战车集团及第101旅团已分别突进至南昌西面及北面的赣江桥。守军虽炸毁桥梁将其阻止于赣江以西、以北，但日军第101师团已从南面突进南昌。守军兵力单薄，火力又弱，经激烈巷战，伤亡甚众，奉命向进贤撤退。
3月27日，日军第101师团占领南昌。
3月28日，日军第11军奉命令第101师团确保南昌、第106师团主力回占奉新，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作战。
4 月2日，日军占领高安城。
[11] 武宁方面武宁位于修水河北岸、南浔铁路以西约80公里处，背靠幕阜山，地势险  日本防化部队 要，是中国第九战区赣北防线的左翼要点。第30集团军所属第72、第78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8、第73军部署于修水河两岸，统一由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南昌，曾计划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向虬津、德安间进击，袭扰沿南浔路南下之敌的后方和侧背，破坏敌之交通。日军第11军在判明中国军队的部署和企图后，也将武宁方面作为其南昌会战的重要一翼，派出第6师团向武宁行动，牵制、阻击中国军队，保障其主力的右侧背安全，以顺利夺取南昌。3 月20日，日军在南浔路正面战斗打响的同时，其第6师团也由箬溪（虬津与武宁之间）沿修水北岸向西攻击，但遭中国第73军、第8军坚决抵抗，进度缓慢。21日下午，第6师团一部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从箬溪以东强渡修水，主力向武宁进攻，其第36旅团向杨洲街进攻。防守武宁地区的第30集团军利用山地进行顽强抗击，使日军进展极为困难，苦战4天，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
3 月23日晨，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发动猛攻，并不断投射燃烧弹、化学弹。守军蒙受重大损失，于24日撤出吴城镇，向后转移。村井支队占领吴城后，继续实施打通赣江及修水的作战，排除中国方面敷设的水雷。至28日，方进至武宁以东约4公里的新宁镇一带。其第36旅团24日在杨洲街与守军第19师激战，于27日攻占靖安；因南昌战斗已经结束，而其师团主力被阻于武宁以东，于是迅速返回，转攻武宁。因第73、第8军连日苦战，伤亡较大，第30集团军着第72军接替武宁东北防务。日军第6师团集中兵力猛攻，激战至29日，守军撤至修水南岸，日军进占武宁。又经过激烈战斗，至4 月 5日，日军第36旅团进至修水南岸。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一再致电白崇禧、薛岳，着武宁方面的第30集团及崇阳、通山方面的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应不顾南昌方面战况之变化，断行反攻，绕袭敌军侧后，向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德安、永修及瑞昌挺进，断敌交通，阻敌增援。但此计划未能实施。
[11] 反攻南昌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  防守的日本军队 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举行反攻，同时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袭扰、牵制日军，防止其继续向西进犯长沙。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使用兵力，预定为第九战区的第1、第19、第30集团军及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共约10个师，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 [12]4月17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4月24日。”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内容是：令第1集团军（总司令高荫槐）、第19集团军及第74军（军长俞济时）分别经奉新、大城地区向修水至南昌间南浔铁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令第19集团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3个师的兵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1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令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进攻武宁。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稍有变动，强调进行奇袭及“破坏、扰乱敌之交通及后方”，“切断敌之联络线”，并认为“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22日左右”。
[13]
4月21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1集团军以第60军第184师和第58军新10师进攻奉新，以第58军新11师监视靖安日军；以第74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74军及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26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19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以第29军第16师、第79师、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之一部于4 月23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26日，攻克市汊街。（南昌南），向南昌逼近。27日，日军集中第101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79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4月28日夜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军及集团军作了报告。第32集团军总司令以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蒋介石急于攻下南昌，听到报告后，于5 月1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令第16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5 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
5月2日，第102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汊街。第16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26师投入战斗。5月4日再度发起进攻。战至5日黄昏，预备第5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但日军火力密集，该师伤亡很重，无力继续攻击。第26师第152团于5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3架。第155团于5日9时突进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猛烈的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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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蒋介石限期于5月 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于5月3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4月漾日（23日）开始，已11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 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陈诚于5月 5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当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也认为不符实际，5月 5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两封电报的用意，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为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电报，又得到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
5 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29军。激战至17时，第29军被包围，第26师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勋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冒被蒋介石杀头的危险，决定向中洲尾、市汊街突围。预备第5师化装便衣潜入城中的1个团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
5月9日蒋介石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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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战争结果南昌会战，中国合计损伤兵力52000余人，死亡兵力43000余人；日军  战争影响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
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为南昌会战以后的抗日战争起到了模范作用。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民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1] 战争分析正面评价出其不意
国民党军队在收拾残局的同时，于较短时间内即酝酿并转入反攻，这是日军所始料未及的，达到了“攻敌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反攻时机的选择是正确的。从其方针及部署上看:以一部主力出击乐化、永修间的南浔路，切断南昌之敌的后方联络，以一部佯攻西面之奉新、高安、安义及米生街.吸引敌之注意力，以配合上官集团石在南昌正南方向的主攻。这种较为含理的方针及忽片使反攻初期的进展比较顺利，“一时是日军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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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正确
决心放弃南昌，后又转入积极反攻、都是基于掌握战争主动权这一主旨，对此应予肯定，.在客观上也达到了“经我不断猛攻奇袭，敌寇已陷疲于奔命之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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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评价方针相抵
蒋介石在口头上一再声称“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等等，但是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当奇袭未能成功、已形成以弱我向强敌进行阵地攻坚战时，不顾战场的实际情况，仍限令于5月 5日前攻下南昌，以致不仅南昌未能按其主观愿望攻克，而且部队遭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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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错误
第九战区保卫南昌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为南浔铁路方面，而日军的主突方向则在修水以西，相差甚远。有些担任防御的军队（第79、第49军等）仅部署1个师在第一线，正面长达15公里，而军的主力却部署在第一线后方1日行程之处，这在当时的机动条件下不仅策应困难，而且也违反了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的原则，致一点被突破，即全线陷于被动，不能有效地遏止、迟滞敌人。
执行不力
反攻南昌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彻底破坏交通，切断日军的增援及联络，以一部攻南昌。而担任这一主要任务的第1集团军和第74军为相隔甚远的几个日军独立据点所阻，无一点兵力进至南浔路上，对战役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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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不当
遭受毒气也是修水防线被迅速突破和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在强渡修水前进行炮火准备时，使用了全部能够发射毒气弹的火炮进行急袭，仅19时20分至30分的最后10分钟中，即发射毒气弹3000余发。紧接着，日军野战毒气队又在12公里进攻正面上施放了中型毒气筒15000个（其中第101师团正面施放了5000个，106师团正面施放了10000个），修水河中国守军阵地的2公里纵深内完全为毒气所笼罩。守军伤亡极重，当时中毒的团以上军官即有第2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遇和第105师的团长于禬源等。部队缺乏防毒手段及措施，处于惊慌之中，指挥失灵，致战斗力接近丧失，日军得以顺利渡过修水河。
[11] 后世纪念南岳忠烈祠
南岳忠烈祠位于湖南省南岳衡山香炉峰下方，是中国大陆唯一纪念抗  南岳忠烈祠 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1938年筹建，1942年落成。整体布局为方形，前低后高。祠内的花岗岩石板大道和276级石磴衔接，将牌坊、“七七”纪念塔、纪念堂、致敬碑、享堂自下而上组成一体，长240米，宽60米，占地14,400平方米。其上是蒋介石游南岳的纪念林，山峦环抱，四周多参天古松，共有13座大型烈士墓园，安葬第九战区抗日阵亡将士遗骸。1997年12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
参考资料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41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