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时评：用好教育"戒尺"不能光靠教师

    今年中央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育惩戒权。关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甚至出现怪象：管理部门希望将“戒尺”交给老师，老师们却摆摆手、摇摇头，不愿接过“戒尺”。面对学生的出格行为，越来越多的老师出现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半月谈》2019年第21期)）

　　实施教育惩戒制度，是教育的大势所趋。中央的意见为教育惩戒提供了政策依据，指明了方向，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和制定的教育惩戒规则，为教育惩戒打磨着具体操作细节，舆论也对教育惩戒给予了极大关注。在这种教育惩戒“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中，作为教育惩戒制度的最关键执行者，一些教师却呈现出“不愿接过‘戒尺’”的漠然态度，不免发人深思。这种态度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建立教育惩戒制度绝非发几个文件、制定几个规则授予教师惩戒权柄那么简单，要用好教育“戒尺”不能光靠教师。

　　部分教师对教育惩戒权的反应貌似在情理之外，实则在意料之中。近年来，不少家长早已不是多年前盼着或要求教师严管学生的家长，有一颗“玻璃心”又溺爱孩子的家长越来越多，感觉孩子在学校受了一点“委屈”，有的家长就要找到学校和教师讨说法，甚至还要“大闹天宫”。诚然，有些家长的投诉或反映是正当合理沟通或维权，但也有一些家长的“讨说法”或“兴师问罪”，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是过度维权、错误维权。正是第二种情况给教师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让一些教师对教育惩戒畏首畏尾，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

　　教育惩戒是个大课题，不仅是教师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要建立并落实好教育惩戒制度，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针对教师“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难点和痛点，精准疏堵清障，为教师提供保障和支持，为教育惩戒落地创造良好的环境。

　　诚如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所言，适当的惩戒不仅是教师的权利，更是教师的义务。鉴于教育惩戒既涉及学生权益，也涉及教师权益，教育部以及各地有必要以规章、地方法规或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的形式，来明确教育惩戒权，详细规定在哪些具体情形下，教师可以对应实施哪种类型、程度的惩戒，不能实施哪种惩戒，以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让教师可以很方便、很容易地针对学生的不当或违纪行为对号入座，找准合适的惩戒手段。这样，当一定的情形发生时，对应的惩戒选择就清晰地摆在那里，教师作为教育责任人，实施惩戒就成了一种应然的义务，不实施惩戒则成了一种失职。显然，教育惩戒规则越细，教师实施惩戒的权责一致性就越强，对教师依法依规教育管理学生的促动就越明显。

　　对于过度维权、错误维权的家长也该有防范、约束措施。首先，应该明确，对于教师合理使用惩戒权造成的后果，无需教师承担责任，学校或教育部门也不得迫于家长压力处分教师。同时，建立教育纠纷调处机制，由学校或教育部门对家长的投诉、反应或“闹事”，按程序和规则进行调查评估，引导家长理性表达诉求，如发现家长诉求不合理，则在全面解释的基础上予以“驳回”，如果家长有威胁、侮辱、伤害教师等行为，依法保护教师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声誉，支持或代表教师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

　　小树不修，难以成材。家长尤其需要正视教育惩戒，尊重教师的权利，理解和配合教师的合理管束教育行为，为教师使用“戒尺”当好坚强后盾。家长越开明，教师管理学生就越有信心和责任心。（未成年人未网呼啦圈评论 李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