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岁的吴楠楠，家住河南周口市太康县杨庙乡陈庄村，家里只有几间不起眼的破旧平房，但其中一个房间里却摆满了图书，是附近孩子们最喜欢的“图书馆”。吴楠楠的舅舅陈纯新表示，“这些书最开始都是楠楠和她妹妹，两个人一起捡垃圾的时候捡回来的，一本本擦干净、收藏好。”（4月17日澎湃新闻） 为了帮助家里减轻经济压力，懂事、早熟的楠楠当然属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利用假期和外婆、妹妹一起捡废品。那些被人们丢弃的废品，并非毫无价值的累赘，而是没有物尽其用的资源。对读书充满热情和渴望的农家子弟，在废旧图书里面发现了“精神富矿”。捡废品捡出“图书馆”点亮了寒门子弟的文明之光与希望之灯，让他们的成长之路，有了更多的光亮与温暖。 与城市孩子相比，一些乡村孩子仿佛是散布于原野的“野草莓”，不仅面临着家庭资源、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失衡，也面临着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与逼仄。对于乡村儿童而言，暂时处于社会底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失去了人生上升的希望与机会；当乡村儿童对“知识改变命运”失去了笃定的价值认同，当他们被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浸润和裹挟，就会陷入“辍学—打工—结婚生育—打工”的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让“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来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 比如，乡村就普遍缺乏图书等公共文化产品，在此情况下，捡废品捡出“图书馆”，就是乡村儿童一种无奈的“自我救赎”，有这种“自我救赎”挺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乡村孩子与家长的“自我救赎”，还需要相关部门与社会机构发力，解决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缺乏的问题。和城市孩子一样，乡村的“野草莓”也需要更有品质、更有营养的文化和精神养分，当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与情感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他们便会将注意力聚焦在虚拟世界里，沉迷在短视频和网游里难以自拔。 不论是著名诗人余秀华的故事，还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主人公杜深忠热爱书法和弹奏琵琶，抑或农民工范雨素爱写小说，农民群体也和其他人群一样，也有着丰富心理世界、守望精神家园的诉求。尽管物质生活谈不上宽裕，甚至还有些捉襟见肘，农民群体却并非没有精神文化需要。 吴楠楠热爱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舅舅陈纯新这一爱写诗歌、散文的文学爱好者的影响。尽管在世俗的眼光里，贫穷的陈纯新谈不上成功，甚至还可能是某些人眼中的“失败者”和“无能者”，但他却在无形之中成为一名“燃灯者”，照亮了吴楠楠和许多乡村儿童前行的道路。 促进人才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向乡村流动，给予“野草莓”更多的关爱与希望，让乡村教育的灯火更加明亮，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让更多农家子弟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让教育点亮每个人的希望之灯”，乡村的“野草莓”也要有春天。（未成年人网呼啦圈评论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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